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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利策的“瞭望者”概念在改革开放后被引入中国新闻界，与完整的“耳目喉舌”角色相互激活、相互印证，与来自不同经验空间的“哨兵”、“瞭望哨”形象并置、混融，为中国新闻人所接受，接合于批评报道等新闻改革实践。其意义进一步在市场化、社会发展等多元化情境中生成，指向市场意识、职业意识、社会意识、和谐意识等观念形态。进入21世纪后，其使用逐渐泛化，产生诸多语言变异，经由差异化的诠释，关联于多元的话语体系。接合于特定规范、观念与实践形态的“瞭望者”，指向对新闻意义的确定性的寻求，但同时面对符号意义的不确定性，以及意义能否在行动中确证的不确定性，朝向延续、消散或转换的多重可能性。

　　“瞭望者”是中国新闻人常用的角色隐喻。有研究指出，几十年来对新闻记者角色认知的调研证明：瞭望者角色（传播者、记录者、守望者与瞭望者同义或近义）是中国当代新闻业社会共识度最高的角色（王辰瑶，2024）。“瞭望者”这一表达源自20世纪初约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tzer）对记者形象的描述，在改革开放后引入中国新闻界，与中国新闻话语相联结，为中国新闻人所接受。随着社会变迁与新闻业的改革发展，这一隐喻的意义持续生成与转化，形成一种记者角色隐喻的跨文化的概念化现象。这一现象植根于中国新闻业的演化过程，现象的发生及其发生的意义，为说明、理解和反思中国新闻业的历史与现实提供了一个切口。

　　本文基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闻人的反思性文本，考察“瞭望者”导入、接受、意义生成与转化的过程，审视中国记者的身份表达与西方新闻文化之间的对话关系。文本所使用的经验材料主要来自五种新闻期刊，即《新闻战线》、《中国记者》、《新闻记者》、《新闻爱好者》、《青年记者》，期刊的发行时间覆盖改革开放至今的整个时期，主题和内容侧重记者从业经验分享与职业反思。具体文本选择，以“瞭望者”（及意义相近的“瞭望哨”、“瞭望塔”、“瞭望台”等）为检索词，以在“全文”中出现为检索范围，在“中国知网”（）上分别检索五种期刊。剔除重复和无关文本后，得到有效文本共817篇。文本数量的历年变化见图1。

　　由图可见，“瞭望者”使用频次呈现明显的阶段性差异，以2000年为节点进行划分：1978年至1999年，使用频次较低；2000年至2024年，使用频次整体较高，但并不均衡，其中，2000年至2009年，2010年至2020年，2021年至2024年，大致呈现出波动上美高梅官网升、高位稳定、波动下降的趋势，2024年使用频次与2007年相当。这种趋势为后文的阶段划分提供了参照。以此为基础，从“瞭望者”一词所联结的文本叙事和话语入手，延伸至规范、价值与实践关联呼应的整体情境，展开文本细读与话语分析。情境是开放的、多元的，因此解释总是不完全的；但情境具有一定的可理解性，解释者可以经由这种可理解性展开反思，与自身所处的社会、历史情境保持沟通。

　　“瞭望者”作为普利策对记者角色的表述，最早出现在他1904年发表的《新闻学院》一文中。文章回应了外界对于他致力创建新闻学院的质疑，反驳了记者是天生的、只能通过学徒制获取经验、良知无法被教育等观点，并指出，推进大学里的专业新闻教育，将有助于提升记者的专业素养、职业信念和荣誉感，抗衡商业势力逐利行为的强大影响，最终将促进提升国家的福祉；大学新闻教育不是报纸版式、商业管理的培训，而是原则或理论的教授，是反商业化的（anti-commercial）；他重申记者应当服务于公众的利益，并以“国家之船的船桥上的瞭望者”形象描述了他心目中的记者：

　　在此，新闻记者与经理人、出版商和所有者在相互区分中联结，以其社会功能与责任的承诺，建构自身的专业地位；以“国家”（state）与“人民”（people）的名义，面向美国新闻业内外交织的种种问题，从失实、煽情、逐利，到美国社会危机。这一理想图景作为一种记者角色的理想类型，表现了普利策新闻观念的特定方面，与他的办报、办学、办奖的创造活动及其历史效果关联在一起，孕育着在不同时空语境中扩散的可能性。

　　“瞭望者”语段于改革开放之初导入中国内地。最早文本或来自美籍华人学者赵浩生。1979年夏，赵浩生在北京新闻界演讲，演讲记录整理加工为《漫话美国新闻事业》一书出版。该书“详尽地介绍了美国新闻事业的过去和现在，同时又通过介绍美国新闻事业剖析了美国社会”，其中，在谈及“美国人民所希望的，以及美国新闻界自己所追求的记者标准”时，引用了这段线。意译，并加以修饰润色。普利兹即普利策，了望者即瞭望者）：

　　美国新闻界的前辈普立兹曾对新闻记者这个职业下了一个颇形象化的定义，他说：“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是站在船头上的了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告。他不计自身的成败荣辱和老板的喜怒盈亏，而是为信任他的人民服务。”

　　记者的职业化发展，呼应了新闻界前辈所建构的记者形象：在半个多世纪前，“记者，在人们心中只是一个能够把一件事一五一十记下来的人”，如今，已经转向“报道、分析、解说、评论、发出警世之言”等多重职能。这种记者形象嵌入美国新闻事业的整体处境和发展趋势之中，与新闻的大众传播、广告业的影响、新闻通讯社的竞争、公共关系的运作、新闻自由的争议、新闻的市场化、新闻与政治的关系、电子技术的发展等状况相联结。当然，在中国新闻人对于“瞭望者”的最初接受中，还无暇考虑背后复杂的语境与意涵。

　　最初引用中的“瞭望者”，首先显现为新闻改革事态中的一个鲜活的隐喻。“文革”结束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改革开放的政策，催动新闻领域的改革，将新闻工作的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来。如何在经济宣传中坚持实事求是，成为了党报的关键问题。《北京日报》记者李志坚基于切身经验反思这一问题时，发出了“当个好‘瞭望者’”的心声（李志坚，1980）。从他所在的工商部来看，各种具体问题勾连在一起：人员配备和报道数量结构不合理，偏向于工业，疏忽财贸基建；宣传的“先进典型”集中于重工业，特别是首钢，有读者来信批评：“北京日报三天两头登首钢，好象首钢一好，首都的各项工作就上去了”；然而，对于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少发表批评性报道，比如“商业、饮食业网点少，环境污染严重，大批大白菜冻坏，酱油一度供应紧张”，这些问题几乎都是中央报刊先捅出来的。在“实事求是”的支撑下，他进一步探求报道结构失衡、宣传报道失效、批评性报道失声的原因：没有认真地倾听来自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实践的呼声，没有用精力研究实际问题，只是跟着领导机关的部署转，没有用实践的呼声审视“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重工业优先发展”等习惯提法，头脑里有“为尊者讳”的思想，怕多写了问题与实践的呼声，有关领导部门不高兴，而这又与中央报刊和市报的体制处境相关，市报记者不是“飞行军”，不能不考虑“关系学”。

　　这种基于实际经验与具体问题的反思，导向了新闻观念革新的内在追求：“我们往往对当喉舌想得多，对当耳目想得少；在当喉舌的时候，又往往当上级机关的喉舌多，当人民群众的喉舌少”，以完整的“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来看，“其实领导同志也是宣传对象，应当用群众的实践、意见、呼声去影响他们”。例如，一位西方记者报道了北京前三门大街的“鬼楼”问题，令北京市建委的负责同志“坐立不安”，并加快了建设进度——“我们如果写一篇类似的报道，不是也可以起到促进的作用吗？”李志坚在这里对接上了普利策的“站在船桥上的瞭望者”，在完整引用了这段话后指出：这里不去全面评价这一定义，但其可取之处在于，“忠于职守的瞭望者是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就报告什么，而不是船长喜欢什么，就报告什么”。转换到报道实践上，就是“不要净挑好的说”，要“按照经济形势的本来面目宣传”，“不回避矛盾”，并善于捕捉经济领域中“微妙而又深刻的变化”。此处，对“耳目”视听能力缺失的焦虑、对恢复视听能力的呼吁，与“瞭望者”“看到”、“听到”的能力相对接；对于“当人民群众的喉舌”，“用群众的实践、意见和呼声”影响“领导”这一职责缺失的反思，与“瞭望者”“忠于职守”，不考虑“船长喜欢什么”相对接。于是，普利策的“瞭望者”在去语境化的同时再语境化，在改革开放的情势中，被拿来、激活为一个鲜活生动的隐喻，用以诠释和印证“耳目喉舌”的完整性，朝向新闻观念的转换和新观念的开放。

　　记者的意义重新聚焦于“瞭望”，多元的角色隐喻在这一意义转换空间或新意义空间中重新调适。1981年，新华社《瞭望》杂志的创刊是一个例证。在穆青的创刊词和新华社老记者的寄语中，来自不同经验空间的航船上的观察哨、瞭望手，战场上的尖兵、信号兵、侦察兵，与生活中的瞭望哨，并置、混融在一起，相互对接与协商，面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期待视域。“瞭望者”展现出多元面向：它是职业的，凸显“记者的眼睛”——“钻头一样的眼睛”敏感地观察，“深深钻入事物内核，了解事物的本质”（刘白羽，1981）。

　　“瞭望者”也是充满事业信念的，在“革命分工”中成为“向四化进军的航船上一个新建的小小的观察哨”，其事业目标的实现与社会体系、时代背景紧密相连，具体来说，即把自己放在党和人民的关系、改革开放的背景中定位。与“冷眼旁观者”、“评头论足的局外人”形象不同，穆青心目的“瞭望者”是“革命事业的忠诚战士”，坚持“我为人民鼓与呼”；置身于社会主义事业之中，记者个体是渺小的、认知能力有限的主体，因而要“与党和人民同舟共济”，依靠党提供的“望远镜”，“目不转睛地观察眼前的波涛，注视远处的风云”，利用人民提供的“收讯机”，“夜以继日地去搜索生活的大海所发出的各种战斗的讯息”，既“满腔热情地讴歌”各种“英雄业迹”、“日新月异的新局面”，也“大声疾呼地唤起人们的警觉”，不让缺点和错误“阻挡我们四化航船的前进”（穆青，1981）。

　　“瞭望者”还是组织化的，有目标指引和纪律约束。这种意义产生、延续自革命战争时期：惨痛的战争经验令人难以忘怀，“我看到《瞭望》这个名字，立刻想到硝烟弥漫的战场，想到血淋淋的绷带和担架”，而“向着‘四化’进军的战场可真比革命战争年代那个战场复杂多也危险多啊”，于是记者更要成为“瞭望生活的尖兵”，战斗性的实现，有赖于恢复和发扬被败坏了的“党的优良作风”（华山，1981）。

　　“瞭望者”职业的、事业的、组织化的角色在张力中相互调适，内化于个体的生命与心灵，外化于新闻活动：自我树立责任感，主动“观察一切，体验一切，瞭望一切”，“和生活的主人公同苦乐、共命运”，在努力深入生活底层的时候，思想境界又必须很高，瞭望在时代生活的制高点上（冯牧，1981）。一种“先进”或“超越”的姿态，在“底”与“高”的关系转换中显示出来。“瞭望者”在这一关系动态中寻求自我定位。

　　在并置与混融中，普利策的“船头瞭望者”与日夜注视局势变化的“哨兵”等形象形成选择性亲和关系，而角色隐喻的参照与反思作用，则指向改革实践中记者意义的重建与新闻形象的重塑。此时“瞭望者”所接合的意义，第一是指向批评报道。例如，《人民日报》驻山西记者王艾生被冠以“船头瞭望哨”之名，他于1981年8月至1984年11月在《人民日报》发表四十余篇揭露和批评的报道，涉及山西省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党风、社会风气等各方面的缺点、错误与腐败现象，这些报道立足于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得到了党中央和有关领导的支持，也因勇于批评，引发了舆论的关注和群众的鼓励与支持，获得了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的行业表彰。普利策的“船头瞭望哨”被接受并重构于这些报道的意义中：我们的事业就像在大海中航行的大船，需要成千上万个像王艾生一样目光锐利，而又奋不顾身的瞭望哨，不断向党向人民向祖国报告前进中的浅滩暗礁和腐恶，以保证这条大船驶向胜利的彼岸（黄俭，王炳尧，1985）。这里的重构既显示出记者角色的同构性，又显示出差异性：记者、国家、老板与人民的关系在重构中语境化，融入“党和人民的事业”，个体形象的记者则融入“千百个”、“成千上万个”改革参与者的集体形象之中。

　　第二是指向观察的重要性。无论是“瞭望哨”还是“侦察兵”，都要随时随地直接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这一向被经验丰富的中外记者所重视。然而，穆青在一次会议报道后反思：不会用眼睛，正是中国记者采访的一个缺点。于是，善于用眼睛观察，成为改进新闻采访的重要手段，并在“视觉新闻”等改革中具体实践（孙世恺，1986），对观察什么、如何观察的省思，凸显了职业记者的专业标准，隐含新闻敏感、新闻价值等新闻规律的重新凸显。

　　这同时指向了第三点：记者主体意识的恢复。一位《人民日报》的老记者在反思几十年新闻工作时，觉悟到自己“这一代记者的悲剧成分”：“人家怎么说就怎么记，怎么记就怎么写”，缺乏新闻知识以及其他学科的理论和知识，更别说研究意识；“时代潮头的瞭望哨”、“历史风云的记录员”的角色认知，其意义在于召唤记者重视研究问题：不会写，原因在于不会思考，因而，要吸收各种文化营养，扩大知识的广度和深度，推动新闻的进步，争取做“学者型记者”、真正有成就的名记者（商恺，1990）。在“批评”与否、会用或不会用眼睛、“悲剧”或成名等反思中，接合于改革实践的“瞭望者”进一步指向了新业态与新主体的生成，并以此证成符号自身的意义。

　　对于逐渐意识到必须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的记者，一个市场化时代步入自身视野，“看”的可能性与复杂性同时增加。从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起步，到90年代市场化的推进，制度规范、媒介条件与价值观念在砥砺中渐进扩展，实质性地增加了新闻记者自由表现的空间。试图以改革推动者的姿态展开批评性报道、转向特定新闻规律、在反思“悲剧”中复萌主体意识的“瞭望者”，很快转向了由市场化所转换、生成的空间。

　　在市场化改革中，“瞭望者”首先转向了满足读者需要的服务意识。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补日报之不足，晚报以其“清晰悦目、质朴大方”，注重“地方性、服务性、知识性、文娱性，发挥社会新闻的作用，满足读者求知、求乐、求美的愿望”的风格，“飞入寻常百姓家”，为读者所喜爱（黄秉荣，1991），“可读性”成为赢得受众的关键。“大报小办”、“散文化”、“现场感”、“人情味”、“地方特色”等思维围绕“读者爱看”，付诸改革实践。此时许多栏目以“瞭望哨”、“瞭望台”为名，“描社会百态”，使“世界风云，尽入报中”，在改革开放的境况中，提供给读者有关社会、世界的各种知识。随着社会演进，“人民文化程度普遍提高、传播手段日益发达”而“传统的单一的记录式新闻已不能满足受众需要”的现实，要求记者寻求超越，此时，普利策的“瞭望哨”被确认为记者主体意识的形象贴切的表述，指向一种在大众传播环境中更新了的新闻意义：“新闻的产生是记者通过访问、观察、思考的产品，它的产生是记者主体和客观事件融合的产物，是自我表现、自我创造的过程。”论者以《中国青年报》记者马役军的《向现代人过渡——破产启示录》为例指出，记者“站在了更高的层次”，在“告诉人们发生了什么”之外，还以“繁杂的脑力劳动”揭示了“它意味着什么”，这一报道因此被视为“鲜活的、有价值的新闻”（李社英，1994）。

　　受众意识与主体意识的交互，启发了一种逐渐萌生的专业意识。其话语逻辑是，随着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社会形势的发展传导至记者的反思性实践，呼唤新闻报道的更新与创造，在读者需要与新闻供给的双重耦合中，凸显出新闻的专业性美高梅官网面向。例如，记者应“站在时代的瞭望塔上”写分析性新闻：摆脱口号式、定论性宣传，综合分析、解释、预测等办法，多方面、立体性报道新闻事实，帮助读者了解、认识和把握改革开放中的新现象，诸如“大包干”、外向型经济、股份制、市场需求、“双轨制”……而这正是社会变革中读者新的新闻需要（梁星，王进业，1995）。这种意识从世界性新闻媒体上得到印证：英国《金融时报》作为“世界经济潮流的瞭望塔”的地位，正来自于对“权威性、准确性和分析性”的追求（周树春，1999）。再如，记者作为“站在时代轮船上的瞭望哨”，应以“人”的觉醒这一鲜明的现代意识，以积极主动的精神状态，实践新的采访方法：体验式或亲历式采访，这种采访适宜于深度报道，使报道更可信，也更生动，从而改善读者的阅读“体验”（秦正长，1998）。此外，“瞭望者”还与经济报道的“前瞻性”结合在一起，确认为专业经济报道的基本特性。《劳动报·经济周刊》将“国家航船”转换为“国企航船”，以“瞭望”功能定位自身：站得高一点，望得远一点，就能随时把所发现的前方航路（思路）、急流险滩（误区）和可资航行借鉴的标志、灯塔（典型）报告给船长和船员（尹抗美，1999）。以“专业”之名，经济报道与经济改革协同演进。这更充分地确证了职业的意义感：“站在船桥上”的报道，固然容易引起争议，但毕竟比“马后炮”式的报道有意义得多（赵金，晓白，2001）。以至于有论者以“美国报人的光荣与梦想”为题评述普利策新闻奖、引用“瞭望者”时，产生了一种“共通感”：一个世纪前，当普利策写下这样的语句时，他心中一定充满了豪情壮志（李文绚，1998）。

　　当然，普利策的“瞭望者”依然在多重新闻形象的并置与混融关系中建构，使人一刻也不能忽视新闻业历史与社会关系的复杂性。例如，“新闻敏感”作为记者职业的“特异功能”和“看家本领”，既由美国报人普利策的“瞭望者”所例证，又结合于“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还要有强烈的新闻责任感，自觉充当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秉笔直书，直面人生，为民请命”（盛沛林，1995）。记者经验与观念中的各种“说法”、“看法”、“想法”、“做法”形成了往复循环的沟通的可能性，新闻从业的意义在这种动态关系中被暂时性地捕获：多元话语与实践的异质性被暂时地悬搁，共通性被暂时地确认。新闻作为一种话语实践得以承续。多元话语与当代中国社会实际的分化与复杂化（及其情境与意义的多元化）之间彼此映射，“瞭望者”的意义不可避免地在多元化情境之中涨落起伏。

　　多元化情境之一，是进一步推进的新闻业的市场化。市场化既带有多元化的潜力，也带来异化的压力。“不考虑自己的工资，也不考虑雇主的利润”的理想图像，遭遇现实质疑甚至“证伪”。一种新图像是：“一流记者炒股票，二流记者拉广告，三流记者编书籍，四流记者搞报道”，本业倒成末业。有论者将这种图像关联于记者心理的“失衡”：在金钱的“挡不住的诱惑”下，无论是同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比，还是同报社内部的经营人员比，靠“死工资”生活的记者，都不免产生“囊中羞涩”之感。于是，一些记者出现了“离位”，产生许多模糊职业道德，乃至违规违纪的做法（邹高中，1992）。对于“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媒体而言，在利润导向的激烈竞争中，“谁能赢得更多的受众，谁就能在市场上站稳脚跟”的逻辑，不仅使记者工作节奏变得紧张，还将其从“引导”受众推向“迎合”受众之路，“把传媒逼上了非新闻化之路”：每日的看点越来越靠“副业”支撑，新闻的主体地位旁落（王立纲，2001）。这种现象的发生有诸多客观原因，如记者从业人数扩张、职业规范与市场竞争不完善等。但无论昔日“蛮吃香”的记者“离位”，还是新闻的主体地位旁落，这些“做法”都使以“记者精神”、“抱负与胸襟”、“动力来自事业”、“神圣使命”等“说法”自我肯定的记者陷入自我怀疑之境，产生“疲惫”、“倦怠”、“激情搁浅”之感。

　　“离位”、“失衡”的“说法”指向“归位”、“平衡”的“想法”，“瞭望者”不能不目光向内，重新平衡与定位自我，与“经理人、出版商和所有者”在联结中再次区分，试图经由体制完善与优化，如“采编与经营分开”、“禁止有偿新闻”、“形成多劳多得的内部竞争激励机制”以及“以高质量的产品赢得市场”等，获得职业自律或精神支撑。然而，在脆弱的平衡中，“事业”与“谋利”的张力依然持续。

　　另一多元化情境，是与经济改革相交织的社会发展。社会的发展与发展中的问题相伴，“晴朗天气”、“雾气和风暴”都是真实天气变化的一部分，“瞭望者”的功能表现因此是多元而复合的：“他记录过往的船帆，晴朗天气下点缀在地平线上的那些有趣的小事物。他报告船只能够救助的漂流遇难者。他透过雾气和风暴，为前方潜在的危险发出警告。”贯穿“记录”、“报告”、“警告”的基础，依然是眼睛能够“发现”。对于“时代潮流最前沿”的“露出尖尖角”的新事物、新现象，及时“发现并报道”，让受众从中把握社会变化和发展的线）。对于其中的问题，要“发现并警告”。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矛盾突出，不仅有各种社会性事件，还有“拆迁经济”、“贫富差距”等趋势性问题，对于想要并能够“发现”的记者来说，“这样搞下去，社会就会非常危险。我试图来揭示这样的发展方式对国家的危害”（熊蕾，朱迪·波罗鲍姆，2009：9）。然而，相对于普利策的止步于“警告”的“瞭望者”，中国新闻人还要求“做一个具有和谐意识的瞭望者”，舆论监督的开展，既要有利于问题的有效解决，也要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形成，防止“走向极端”、“无限上纲”、“拉偏架”、“炒作”……“瞭望者”不能“高高在上”，其责任感必须转向“三贴近”、新闻报道与舆论引导的统一（刘宇庆，2005）。

　　在市场意识、职业意识、和谐意识等各种形态的意识的堆叠中可以看到，“社会的发展与发展中的问题”与“新闻的发展与发展中的问题”形成同构关系，“瞭望者”接合于这种问题情境，在职业性与社会性的张力之中调适其意义。例如，有论者观察到，许多记者采访时对于各级官员的介绍，都会详细注明头衔，而对于普通人就用“一市民”、“一村民”表示，这种偏失，依然是“官本位”神经作怪，是缺乏民主思想的表现，记者作为“走在时代前列的瞭望者”，更应“正人先正己”（徐惠林，2004）。

　　再以新闻的平民意识为例。有论者问题化了一个发展中的现象：社会现实中的“平民价值的边缘化”充斥于新闻媒体，由此而发，“瞭望者”被着重诠释为职业新闻记者的使命，即“为信任他的人们服务”，这里“人们”的所指也随即被具体化，指向论者所看见的“以平民为基础的发展中的社会”，“瞭望者”进而呼应于“为默默者言”的社会价值，指向《中国青年报·冰点》、《南方周末》的新闻实践（吕文佳，2003）。然而，这种价值如何实现，并非没有“困惑”。有论者的观察与反思是，媒体不能只有“激情和思想”、“浓重的济世情怀”，“不应该仅仅理想化地去描绘和渲染，而应该更加务实地去探讨和改进”，“光有理性还不够，关键还要看建设性”是普利策“瞭望者”应有之责任，并在根本上接通于“贴近读者，贴近社会，贴近生活”，而这才能使媒体走向“线）。再转换到另一语境，传媒（尤其是商业化传媒）的平民主义话语，既是社会转型期寻求、培养忠实读者的有效手段，又容易造成“逼视”私人领域等“越位”问题。当然，“位”之能“越”美高梅官网正网，反证了“位”的预设存在：作为“社会瞭望者”，“传媒的职责是报告你认为有一定新闻价值的事实，最多向社会提出问题，至于如何解决，不是传媒的职责范围内的事情”（陈力丹，杨击，王辰瑶，2006）。如此等等，经由模糊修辞，各种价值、规范与实践在“瞭望者”的符号空间中闪现，形成“瞭望者”意义的差异化诠释，以及诠释的竞争与协商。

　　多元的媒体与新闻现实经由“瞭望者”形象，指向社会价值与职业价值的多样化组合，以及价值实现的问题与可能性。此时，“瞭望者”常常嵌入于一种理想与现实的二元话语，其意义同时在两个方向上拉伸。一方面，“时代、人类、世界、历史”等宏大词汇成为前缀，牵引出一种美化了的自我期许：记者盼望“像预言家那样前瞻，像智者那样思考，像哲人那样表述，像猎人那样机敏，像军人那样勇敢，像农夫一般勤劳”；另一方面，“我们所从事的只是人类无数种职业分工中的一项，我们的光荣与梦想无法脱离实际而存在，我们只是沧海一粟”（唐宁，2000），始终面临难以打破的“宿命”。例如，“一味地追逐经济利益、发稿量，过分强调新闻的商品属性，记者职业仅仅成了挣钱养家的谋生手段”（周珂，2005）。又如，伴随中国民主法制建设、市场化改革，媒体舆论监督功能得到发展，但又遭遇诸多障碍与约束，存在很多“硬伤”（冯建华，2007）。现实在“理想”参照下成为“现实”，撑开了筹划未来的空间，反思者置身其中，“界限”与“超越”相互依存，常见的话语是，在现实的理想化中，寻求理想的现实化：未来或许有“机器人记者”替代，但大多数情况下，记者还是得跑到现场，老老实实地去观察、了解、感受，甚至要跑得比汽车更快，才能适应加速的年代（唐宁，2000）；给舆论监督提供切实的法律地位和足够的制度空间，才能让媒体真正肩负起社会瞭望者与监督者的责任（冯建华，2007）。这些话语描绘了特定情境中“瞭望者”所凸显的想象图景，这些图景能否被共享或分享，取决于社会主体间的持续沟通。

　　在相互引用与对话中，“瞭望者”逐渐生成为一种记者角色的常见表述，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这一表述更加流行化、日常化。在泛化使用中，其语境、语用、语形、语态与语义等方面产生了诸多变化，既出现在日常的经验总结或职业反思中，也出现在紧要情境、关键事件、热点时刻的自我表达中；既作为正当化、权威性的“格言”或符号，被仪式化引用，彰显或唤起新闻从业的职业荣誉感或使命感，也被细致分析或有意挪作他用。表达形式变得多样化，有完整语段的引用，也简化出语句（如“假如国家是一艘船，新闻记者就是站在船头的瞭望者”）、短语（如“船头的瞭望者”）、词语（“瞭望者”）等形式。出现“常识化后免于引用”的现象，不再明确提及“普利策曾说”，当然，很多使用者也许并不知道这一隐喻的确切来源。使用方式上，有单独使用，代指新闻从业者，也与其他角色隐喻并置、堆叠在一起使用，换着花样地形容记者角色或功能（如“时代瞭望者、社会晴雨表”、“时代记录者，社会瞭望者”、“船头瞭望者，社会解压阀”、“新闻信息的传播者和瞭望者、人民群众的代言人”等搭配、排列组合）。这一语段或语词，很多时候还溢出新闻界，被套用到其他领域，例如，经济学者也是“船头的瞭望者”。这些变化显示了“瞭望者”使用真实而复杂的情态。诸如此类的语言现象，很容易得到印证，不必赘述。

　　“瞭望者”由最初的鲜活生动的隐喻，逐渐转化为一种惯用语，以主体间“多重奏”的形式，在使用中调适与衍化，带来诸多变异效果。例如，当越来越多的使用者将“社会转型”、“矛盾凸显”、“问题多发”确认为行动语境，展开自我理解时，“瞭望者”也就嵌入与适应于这一新近叠加的语境。“社会”成为一段时期内占主导的前置定语，扩展、转换出“社会这艘大船”的“船头瞭望者”的表达，“社会责任”、“公众利益”、“舆论监督”、“舆论引导”成为相关的高频词。

　　普利策的“瞭望者”还被明确地概念化，形成“社会瞭望者”的表达。除记者文本外，其他例证如，中国人民大学2007年博士生入学试题之一即论述“记者——社会瞭望者”；有研究生学位论文将“社会瞭望者”视为与“耳目喉舌”对等的概念，加以比较和辨析（吴斐，2009）。尽管作者明确“瞭望者”对应的英文为“lookout”，也觉察到不少语境信息（“社会瞭望者”在美国远不如“耳目喉舌”在中国那么流行，也并非统一定调的说法，许多媒体人士根本不知道这一说法，也并不觉得值得去反复研究，重要的是现实中怎么做），但还是有意无意将“社会”修饰其上，将其意义加以限定，指向若干新闻理念。总之，“瞭望者”跨越时空情境，形成了一种意义微妙的跨文化的概念化。相对于“看门狗”（watchdog），“瞭望者”虽然也被许多美国记者接受，但更像是中国新闻人对记者角色的想象性建构，指向自身所投射的某种理想图景。有研究在分析美国媒体的角色隐喻使用时判断，“长期以来，‘瞭望者’、‘看门狗’最常用来指代美国媒体”，然而，在研究的编码中，“看门狗”被使用最多，其次是“眼睛和耳朵”（甘丽华，刘仟，2019）——“瞭望者”并未被提及。

　　跨文化翻译中的错位或曲解、社会文化语境的距离、使用者的意图与想象的差异，彼此关联在一起，使“瞭望者”切换于由不同语言指向的差异化的世界图景，产生语义偏移。在中国新闻人的阐释中，语义偏移大致朝向三个方面。其一，监测。尤其在突发事件中，监测与预警成为新闻媒体的基本职责，被反复确认。这一功能话语既来自公众期待与记者实践的耦合，也印证自逐渐导入的大众传播学，与李普曼的“探照灯”、施拉姆的“社会雷达”、拉斯韦尔的“环境监测”等说法相契合。这一功能可能在不同语境中转化，例如，当传统媒体的新闻报道受到体制惰性的硬约束和商家金钱的软诱惑，不能充分发挥监测作用时，以互联网为主要对象的舆情监测，就可能形成对记者的功能替代，搜集和梳理公众意见，提供给政府、企业和其他客户做管理决策的参考，于是，舆情分析师就成为了另一种类型的“船头瞭望者”（祝华新，2014），以错位的形式与普利策的“瞭望者”相呼应：基于互联网大数据分析的舆情监测与预警，既是民意瞭望台，也是舆情瞭望哨。

　　其二，监督。在信息功能的基础上，“监督”成为中国新闻人隐喻使用的重心，意译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的广为流传，反向解释了“监督”的重要性及人们对“舆论监督”的重视：从维护公众利益出发，代表公众行使监督权，并促成社会沟通；尤其是对公权力的监督，既接通于梁启超的报馆两大天职之一 ——“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则接通于“引导”之义），也被认为与西方“看门狗”隐喻相一致，还关联于马克思对报刊作为“社会的捍卫者”、“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无处不在的眼睛”的肯定。这一功能的实现常常诉诸道德理性，秉承“铁肩担道义，辣手揭黑幕”的愿景，但社会沟通的结构性转换，使“监督”功能递进到新语境。例如，自媒体时代，人人都可能是调查者，专业媒体更要经得起“查你个底儿掉”（We can fact-check your ass），在一些“监督者被监督”的新表现中，新闻传播的权力关系发生转化。重新递归到“监督”，除了诉诸道德理性，寻求自我确证，还不得不面对主体间复杂的交往关系这一社会事实：在记者与公众、被报道者、媒体同行或其他传播者、法律与政府监管的互动中，揭示与反思“监督”的偏向与缺失，寻求共同确证（庄永志，2012）。

　　其三，引导。在“瞭望者”原文中，“引导”的意义是缺失的或隐而不彰的，但在中国新闻人的使用中，“瞭望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对接上了“引导”。这种“引导”是一以贯之、不言自明的。一个早期例子：在1990年亚运会报道综述中，论者欣喜发现，“新、短、快、活”的新闻层出不穷，以“瞭望哨”等为名的栏目，为读者提供了丰富有趣的信息，然而，论者笔锋一转，指出“亚运会不同于全运会，新闻报道要站在更高的层次”，“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民族向心力以及服务、管理诸多方面的崭新面貌”，宣传“团结、友谊、进步”的宗旨，接着笔锋再转，指出这些花絮性新闻，“恰恰在这方面立了大功”，以读者乐于选择的东西，为深度报道更好地“帮助读者提高体育欣赏水平”、“引导读者全面正确看待”提供了条件（蔡雯，1990）。“瞭望”不仅是“引导”的基础，而且由“引导”、“提高”的内在要求所规定，朝向一种“全面正确”的“看”的视域。有论者直接指出：引导者角色与瞭望者角色是可以重叠的，因为从普利策的话看，“瞭望”就包含了引导国家、社会走上正确方向的意思（李滨，2007）。被认为“隐含”的意义在使用中被“显明”。这种“引导”常与“站高望远”、“纵览全局”等修辞结合在一起。

　　“监测”、“监督”与“引导”并置交织，汇入“瞭望者”略显飘忽不定的形象之中，被暂时性地捕获为一种新的理想图景：在履行“环境监测”功能的基础上，把握“舆论监督与引导相统一”的原则，在“正确导向”下“引导舆论”。理想图景中的概念、范畴、表述有模糊性、多义性，但相互关联、彼此支撑，“瞭望者”的使用常常接合并重构于这一话语体系。

　　这种抽象的话语体系是一种大致描画，既在使用中勾勒，也在使用中部分擦除或重绘，简化或具象化，取决于特定语境中的交流意图。可以提及的是，“瞭望者”使用的实际情态恰好显示了抽象话语的限度：各种视角选择与焦点的差异、模糊或错误的背景信息、多样化的认知与态度。大体上看，有关“瞭望者”的原初语境与意义的信息伴随着交流而扩展，但对于不同时期的使用者而言，对信息的理解及其理解的意义是无法整体确定的。更多时候，被接受与转化的“瞭望者”呈现为一种“历史效果”。以普利策的称号为例：在反思记者角色时，被称为“美国名记者”；在理论讨论时，被冠以“美国新闻学家”；在报业竞争语境下，是“美国著名报人”；在凸显媒体社会责任时，是“伟大的新闻人”、“著名新闻工作者”、“普利策新闻奖的创始人”；在反思新闻业的资本化时，成为“美国报业巨头”。在泛化使用中，“普利策”逐渐被“熟悉化”，许多时候被直接称引或免于引用；存在模糊引用，如“外国新闻学者”、“国外报人”；也存在错误引用，比如认为“瞭望者”是李普曼说的。当然，所谓“错误”有时也显示了表述意图所在，因为在中国新闻人心目中，李普曼正是一名典范性的“有着独立精神的时局瞭望者”：在与政界积极交往的同时，保持独立精神与判断，没有成为“传声筒”，富有建设性的建议还能被高层采纳，从而获取到一个新闻人的自由和尊严（韦中华，2007）。

　　对于普利策“瞭望者”的认知与态度，显现出一个差异化的光谱，大致可分出三个彼此交叠的意见区间。一、不认同，对立式接受。“瞭望者”作为西方新闻学的提法，与“传媒是社会公器”等观点相关联，简单而笼统地提出和运用，必然要否定媒体的喉舌性质、党性原则，违背阶级性、党派性的现实与必要性，“不现实、不科学，有害无益”（中国记者，2003）。西方资产阶级主流新闻观念，是在三权分立、多党共治以及媒体私有化条件下形成的，“看门狗”、“扒粪者”是媒体在对抗性政治格局中的最佳生存策略和媒介消费市场极大化的最优选择，西方媒体以此服务其国家利益、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但与“标榜新闻媒体的独立与中立”的普利策“瞭望者”不同，中国新闻媒体践行“建设性新闻”，聚焦“和谐”，“参与事件、解决问题”，“建设与合作”，作为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适应于非对抗性的政治格局（唐绪军，2018）。二、认同，转化式接受。如上文王艾生的例子，普利策的“瞭望者”语段被认为“讲得好！”，并转化到“我们的事业”语境中。再如，有论者指出“业界普遍认为：‘记者是船头的瞭望者’”，但随即将其转化为“望的当然不是风平浪静，而是激流险滩”，略去了“晴朗天气”中的“瞭望”（连淑卿，2007）。三、部分认同，对话式接受。普利策的“社会是条船，新闻记者是船上的预警瞭望哨”这样的西方新闻观点，我们过去一味批判，但今天在批判中有汲取，以印证媒体、记者“预警”、“社会监督”的职能与作用（郜国欣，2006）。当然，“瞭望者”称呼是否被中国民众冠于中国记者头上，答案可能是未必，尤其是在“防火、防盗、防记者”的俚语流行之时，这种角色可能仍未走出新闻学教材（陈健，2007）。其言外之意是，西方传媒理论在中国形成传统的过程中，有太多细节需要廓清和讨论。在正读、反读与误读之间，这种反思导向了进一步的理解的可能性。

　　对于中国新闻人来说，通过将“瞭望者”接合于特定规范、观念或实践形态，并将新闻从业的意义投射于这一理想图景，有助于将变动的不确定的情境转化为确定的统一的情境，获得意义的确定性。然而，这种确定性只能是相对的，在历史与现实的情境变化中，关联于双重不确定性。一是“瞭望者”意义的不确定性，来自他方的隐喻跨越时空情境、文化边界，对接于不同社会情势与使用意图，遭遇错位、曲解与误读，多元话语在这一符号空间中浮现又消解，因而，从“符号”到“意义”的过程是不确定的。二是“瞭望者”意义确证的不确定性，即便符号意义的理解与接受暂时性地形成“共识”，这种意义能否在行动中被确证，也是不确定的。“瞭望者”在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之间，朝向意义延续、消散与转换相互叠加的多重可能性。

　　以“瞭望者”联结功能或责任话语，确认或反思新闻从业的问题时，其意义在持续赋予中延续，与中国新闻人所感知的具体情境、所体知的鲜活经验关联在一起。尤其在突发事件情境中，被反复言说。这种言说，既是“高调”，也是“低音”。一方面，突发事件频发，被察觉、被意识到的风险增多、加剧，“对作为社会瞭望哨和减压阀的大众媒介提出了新的要求和任务”（刘奋，2009）。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例。危机发生后，英国《金融时报》总编辑在一个国际性传媒论坛上发问：财经媒体为何没有能预警金融危机？中国记者同样追问：作为社会瞭望者的主流媒体，为什么没有发挥“乌鸦嘴”的作用，对灾难进行预警？为何如此迟钝？“预警雷达”的功能为什么弱化了？（陈志龙，2010）这种追问可视为对媒体的“谴责”，但“责”之能“谴”，前提在于确认了责任主体，于是，媒体在质疑和批评中重新找到立足点：危机深化、经济形势复杂的时刻，正是作为“船头瞭望者”的记者，尤其是财经记者大展身手、发挥预警作用的良机（张旭东，2012）。另一方面，“船头瞭望者”位置上的职责能否被有效履行，不乏担忧，许多时候，记者并没有成为负责任的主体。以“三聚氰胺”事件为例。尽管《东方早报》记者简光洲曝光了事件，却“没有丝毫的兴奋”，反而对自己观察到的媒体行为“感到了深深的担忧”：舆论监督功能的弱化、“社会良心”作用的迷失、被企业用金钱“封口”或操纵。他由此发出心声：“航行中船头没有了瞭望者，这个时代的大船又会驶向何方？”（简光洲，2008）在反思“失职”、“失范”，呼吁“不要忘了底线”、“回归新闻本位”的话语中，“瞭望者”指向新闻意义的重新确认：“如果新闻报道总是歌舞升平，就失去了‘预警’功能，偏离了媒体自身的角色定位，久而久之，便没有了存在的价值和理由”（冯雪梅，2013）。

　　“瞭望者”的历史意义在当下消散的可能性，来自于各种“危机”情境。诸如传播技术变革情境下新闻媒介的转型危机、盈利危机、记者权利保护的危机、市场压力下的职业生存危机、媒体社会功能失衡引发的公信力危机，以及深度媒介化时代的表述危机与认知危机。这些“危机”情境塑造着新闻从业的新生态，也使记者的存在方式发生着新变化。有论者（潘堂林，2009）以自身的历史视野捕捉这种变化，指出，在改革开放的前10年，记者不再以当“时令宣传员”为己任：

　　许多新闻从业者以社会瞭望者为己任，追求当专家型记者，不少新闻工作者在某一领域具备专家一样的发言权，成为专业领域的权威和政府决策智囊。如今……记者的思维方式、采访形态、工作模式、写稿追求以及与采访对象、报道对象的关系等等，都在不经意中发生着巨大变化。记者的社会角色已经改变——受人尊重、被社会看重、有岗位成就感的新闻工作者，已渐渐失去职业的光环，很多时候会被人小瞧、乃至被人鄙夷。

　　在“危机”情境中，形成了许多关于不确定性的话语表达：“时代的航船要把它的瞭望者带向何方，仍然未知”（闫坤，2015），“原本清醒而独立的‘船头的瞭望者’，放逐于没有航标的河流上”（王鸷翀，周美琳，2018）。“瞭望者”的意义不得不在危机与问题的情境中重新勾连。例如，在“维基解密”颠覆了主流媒体的公信力的社会讨论中，问题根源被指向主流媒体没有扮演好“社会瞭望者”：政府掩饰真相，而“媒体在积极配合，粉饰太平，成为政府的传声筒”，当然，“维基解密”是否能担负起“瞭望者”的角色也仍不确定，其既有指向“无国籍的新闻机构”、改善调查性报道质量的可能，也有行使“不负责任的权力”的危险（王倩，黎军，2011）。再如，微博等传播平台的发展使“公民记者”的“瞭望者”角色凸显，在许多方面，公民记者更能实现“三贴近”、保障知情权、开展舆论监督，但是这种公民新闻参与，也要面对网络环境中“假新闻”、“谣言传播”、“低俗、暴力”等诸多问题（梁长荣，2011）。问题的延伸，隐含了意义重新联结的可能，例如，在互联网这艘“巨型航母”上，作为“瞭望哨”的媒体，可以在“网络谣言媒体求证”等创造性行动中重新确证自身的意义（詹新惠，2012）饮食常识。当然，此时的船头“瞭望哨”就转成了岸边的“灯塔”，向前、向外的“瞭望”，转向社会主体间的彼此“守望”。

　　将“瞭望者”作为专业与权威的象征资源，转换于“坚守”话语是应对“危机”情境的一种常见的话语反应：“新闻记者作为社会这艘大船的瞭望者，正面临着复杂的职业生态环境。面对未来，我们不知道无限的技术会走向何方，我们唯一可把握的，只有自己……”（吴书清，2011）然而，许多关于责任与使命的确定性的言说与社会沟通的不确定性之间，可能并不对视，甚至存在话语错位。传统媒体的“坚守”可能导致自身“失效”，例如，有论者基于对美国大选的观察指出，当新闻转向社会化传播，“传统主流媒体不再是引导公众的瞭望塔，反而成了误导国家的哈哈镜”（谭天，李玲，2017）。面对新的媒介运作与社会环境，“瞭望者”的意义或被抛入消散的处境：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不透明性，使得无论何种位置的人，都难以做到居高临下地俯瞰、透视整个社会。

　　新闻话语再次转换，“坚守”话语融入于“变革”话语之中，寻求“瞭望者”的确证。确定性的寻求的一个方面，来自大众传播时代的新闻业历史所积淀的“专业理性”。在这一视野中，专业媒体的“瞭望哨”功能，可以寻求在新的联结中与自媒体、社会化媒体再次区分，在一个“共筑共享”、“多元格局”的“传播世界”中，指向“社会主流价值”、“守望公平正义”、“代表公众行使舆论监督权”等价值（罗建华，2012）。记者的“船头瞭望者”功能并没有过时，只是转换为“对信息进行理性的研判和评说”，专业传播机构的权威观点在“众声喧哗”的全媒体时代显示出“极强的指导价值”（王亦君，2015）。然而，“专业理性”在网络时代遭遇诸多现实的阻力，比如，记者应该更多地“自己瞭望”，还是更多地转达“他人瞭望”的信息？当“拿来主义”成为一种习惯，记者“捕捉”新闻的能力会否退化乃至消失？新闻的碎片化、不加核实地发布消息，冲击着“独立发现并核实新闻事实”的传统新闻生产的理念和方式（堵远光，2012），以至于出现记者“坐在编辑部通过网络搜索新闻”，“把新闻采访当作表演”等现象（乔新生，2014）。

　　“专业理性”的不确定性，使记者的“困惑与方向”并存：在网络舆论场的反转事件中、在社会出现重大事故而缺乏第一手信息时、在被商业营销绑架时，人们抱怨主流媒体“不作为”、“失声”、“没有及时引导”。一方面，这说明了“传统主流媒体存在的价值”，“社会瞭望”无法仅靠“几个大V、自媒体大号”完成，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传统媒体并没有做到“大家满意的时效和深度”（马海燕，2018）。于是形成了一种对于“专业理性”的反思：在网络连接一切的情况下，“不在新闻现场的记者，还是合格的记录者、专业的观察者吗？还是真相的发现者、船头的瞭望者吗？”（陈治治，2018）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指向了新环境下的记者专业能力的重塑，例如，记者的突破能力：“曾几何时，新华社记者从一个普通的内部研讨会中第一次报告了唐山大地震的准确数字；曾几何时，《人民日报》记者从一次下乡中找到了农村亟待解决的问题；曾几何时，中新社记者从几个旁观者的聊天中找到了一场空难的真正原因。”然而，“而今媒体从业人员新闻的突破能力正在丧失”，一种可能性由此凸显：“认真训练，突破能力仍是传统媒体的优势”（马海燕，2018）。

　　确定性的寻求还表现在诸多方面。例如，探索新的商业模式，以商业上的成功，重新确认“时代瞭望者、社会把关人”的想象（青年记者，2014）。这种“商业理性”能否与“专业理性”再次接合，仍有待观察，但更容易接合于“技术理性”的思路，例如，在人工智能时代，寻求让“智能机器人”成为好记者：人工智能已经在“监测舆情和突发新闻，追踪报道采用情况”、提升效率以及用户的交互性体验方面，显示了强大力量，“机器人的专业技能未来甚至可能超越人类记者”，而对于“船头瞭望者”所指向的职业素养和道德修养，机器人可以在培养中进一步提升，从而“智商”与“情商”比翼齐飞（刘滢，陈明霞，2017）。人工智能可以减轻记者繁重的新闻线索搜集工作，协助新闻采编人员对新闻报道主题提前布局、主动出击、设置议程，真正发挥媒体“瞭望台”的作用（吴克宇，2020）。当然，在“道德理性”的参照下，人工智能的应用也存在许多现实阻力，例如，以点击率为导向的新闻生产和推送，可能导向新闻同质化、“信息茧房”效应等问题，由此，新闻作为“社会瞭望者”的功能无从谈起（刘育猛，2020）。而在算法歧视等问题情境中，新闻传媒的“瞭望者”身份被剥夺，英国哲学家边沁所设想的全景敞视监狱的中心瞭望塔则被反复提及。于是，“智能化的技术”与“人性化的眼界”需要在“数字时代的瞭望者”身上再次结合，重新获得“看见”与“发现”的能力：在公众和媒体拥有同步获取大数据能力的时代，媒体的价值在于，将看起来杂乱无序的数据进行筛选、分析、解读，让读者“见所未见”，和读者一起发现数据背后的线）。面对变化中的信息生产与传播格局，“瞭望者”还进一步转向“政治理性”，以“引领时代潮流”、“有效引导社会舆论”的角色定位，寻求“驾驭互联网”，“占领信息传播制高点”，面对互联网上的海量信息，其角色功能转换为“选择：设置公共议程”、“核实：树立公信力”、“解读：引导舆论”，以便成为“社会前进的瞭望哨”：“如果看不到方向已经明确，航道已经开通，而是纠缠于暗礁浮冰，就没有把握住大势”（谢国明，张炜，2014）。“瞭望者”作为党和人民的耳目，进一步转向“推动者”，转换为“调研报道”、“媒体参与社会治理”、“媒体智库”、“新闻内参阵地”、“国际舆论场”等场景中的“瞭望哨”、“瞭望塔”、“瞭望台”，以此重新获得意义的确定性。

　　在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之间，普利策的“瞭望者”作为一种记者角色的理想类型，与职业新闻记者之间的单一对应关系逐渐松解。“瞭望者”的角色功能转向多主体和主体间关系，由新的媒体机构、“公民记者”、“智能机器人”等行动者参与承担，而职业记者经历着新的“变脸”过程：其身份定位可能在“数智时代”的个性化新闻消费中变得更个人化，与新闻媒介的个体化趋向相结合；也可能在主流媒体转型中变得更制度化，与事业或组织化的职能安排相结合；记者的多重身份与身份的多重实现之间形成复杂关联，在身份差异与身份交叉之中形成持续的关系协商。在个人化、制度化、关系化的交织状态中，记者身份与“瞭望者”能否再次“相遇”是不确定的，“瞭望者”的意义可能逐渐消散，成为“空洞的能指”，也可能在新的关联中转化、凝结出新的意义，通过确证自身“观察”、“发现”、“看见”的行动能力，重新生成为“数字时代的瞭望者”。意义的有无，有待于真实社会沟通情境中的多元行动者的共同确证。

　　（李龙腾 单波：《“瞭望者”概念的接受、意义生成与转化》，2025年第3期，微信发布系节选，学术引用请务必参考原文）